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发行以来已经累计发行1000多万册，高居我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榜首，“红岩”几乎成为了重庆的代名词。它的主要创作者罗广斌在1967年仅42岁便匆匆告别人世，作为重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罗广斌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青春的叛逆
1924年，罗广斌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曾说过：“父母是国民党员、地主，哥哥罗广文是蒋介石反动武装的兵团司令（后来被迫起义了），家庭是封建保守、顽固反动派。小时候过着优裕生活，对政治没有丝毫认识，对封建家庭也没有不满。”
1939年2月，为躲避日机的轰炸，罗广斌随父母从成都迁到洪雅县城居住，这期间他与同学——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小牟相爱了。但是，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家里人不准他们说话，不准会面，不准罗广斌随便外出！这些严酷的家法，使他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封建家庭对他的压迫和专制。
罗广斌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自传中说道：“原来以为家人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人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门当户对。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
就在他为恋爱问题大为苦恼、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罗广斌认识了同乡马识途。马识途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曾是鄂西特委负责人，后考入西南联大从事学运工作。马识途告诉罗广斌“自由恋爱是青年自己的权利”。罗广斌第一次感觉到权利两个字的含义和分量！这让罗广斌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因为恋爱问题又一次与父母闹翻，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离家出走了！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1944年春天，罗广斌在马识途的带领下到了西南联大读书。他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
在马识途的教育帮助下，罗广斌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进步青年活动。罗广斌是一个性格热情、斗志昂扬、充满着激情的人。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使罗广斌从一个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的青年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
“一二·一”运动，是罗广斌第一次参加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自己的身上承受着暴力的棍棒，并且还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实施的血腥暴行。他说：“血，是恨的种子！”怀着对蒋介石政权的极端仇恨和反抗，他在实际的斗争中开始懂得了“革命”二字的含义。
由于过多的抛头露面，特务对他实行了监视和跟踪。1946年3月，马识途带着罗广斌一起撤离了昆明，来到了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这所学校是地下党办的，罗广斌一边教书，一边做学生的革命启蒙工作。
马识途（前排右一）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
1946年秋，罗广斌和马识途又一道回到了成都。此时的马识途开始参加川康特委的工作，担任副书记职务。罗广斌则继续在马识途领导下协助做学生工作。
1947年，23岁的罗广斌又考入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地下党员齐亮领导。经过地下党几年考察教育和培养以及实际斗争的锻炼，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介绍，罗广斌加入了共产党。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的刊物《反攻》和《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并且地下党出现了叛徒。党组织立即要求有关的人员马上转移，罗广斌也在其中。而正在这个时候，经党组织同意，与罗广斌分开近７年的恋人小牟即将到重庆，是等来了一起转移？还是立即走？罗广斌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最后，他执行党组织立即转移的指示，在恋人到重庆之前，去了秀山。
1948年7月，地下党决定罗广斌回成都与家庭恢复关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做上层统战工作。为了开展地下活动的需要，罗广斌回到成都家中，主动向父母认错，并得到了他们的原谅。正当这位“幺老爷”在秘密筹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他在家中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在狱中
出卖罗广斌的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当初是他批准罗广斌入党的。
国民党特务法官张界亲自审讯了罗广斌。罗广斌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组织情况他则以“一概不知”回答。
在审讯中罗广斌拒不交代组织和其他同志的情况，弄得敌人是无计可施。由于罗广斌的身份特殊，特务也不敢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反过来，罗广斌就利用特殊的身份在渣滓洞监狱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
重庆白公馆
1949年1月，地下党员齐亮被捕关押到渣滓洞，罗广斌因为写条子给齐亮讲狱中情况而被特务发现，看守所以他严重违反监规为名又给他加了一副脚镣。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罗广斌越发变得坚强。
于是，他被转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监狱去了。在白公馆，罗广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被关押的“政治犯”，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他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与此同时，罗广斌的父亲却通过各种关系在为营救他出狱做着积极的努力。父亲苦口婆心地劝他赶紧签了“悔过自新”书回家。然而罗广斌坚决不从，在与父亲争吵僵持几天后，又回到了白公馆监狱。不是罗广斌不想出监狱，他非常看重的是自己的政治选择，他绝不做任何玷污自己政治选择的事情。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从重庆溃逃之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血腥大屠杀。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白公馆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白公馆的特务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要求先带人到渣滓洞帮助处理那里的150多名政治犯。
1949年，国民党逃离之前，对关押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的政治犯进行了一次集体大屠杀，三百多名革命者惨遭杀害
但当特务雷天元在渣滓洞与看守所所长李磊制造了集体屠杀150多人并火烧渣滓洞的惨案后返回白公馆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
原来，当特务雷天元带刽子手去渣滓洞帮助屠杀关押在那里的革命者后，罗广斌等19人就交到了当天的值班看守员杨钦典手上。而在这个时候，被罗广斌策反的看守杨钦典弃暗投明，使罗广斌等被关押在白公馆的19人全部脱险。
创作《红岩》
新中国成立后，从监狱脱险的罗广斌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为那些死在狱中的难友工作。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他有两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他完成了死难烈士的嘱托，写了２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特别是整理出烈士提出的“狱中八条意见”。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
第二是以他为主，成功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小说主要围绕《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两条主线，展开地下党员在狱内外的斗争以及特务的破坏、镇压的种种曲折惊心、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小说是写实的，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原型。
但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而非历史纪实，它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必须对真实的历史用虚构的手法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产生艺术之美和艺术独特的精神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