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什么会议_会议背景会议起因经过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遵义会议

外文名

Zunyi Meeting

开始时间

1935年1月15日

结束时间

1935年1月17日

举办地点

贵州遵义

参会人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

主要成就

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相关人物

秦邦宪、朱德、毛泽东、陈云

目的

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

遵义会议锁定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会议背景2参会人员3会议起因4会议经过

5会议内容6会议意义7会址简介8选址

曾美将军逝世曾美选会址9会议旧址10纪念邮票

11相关歌曲

会议背景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遵义会议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遵义会议会址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旧址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会议起因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

遵义会议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经过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会议内容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会址简介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选址

曾美将军逝世

新中国开国将军、河北省军区原政治委员曾美，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31日在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曾美，原名曾昭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亲历遵义会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5次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

（2015年2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老人家中。院落里已摆满了花圈，不时有人前来吊唁。曾美将军长子曾江兴说，2014年5月起父亲开始住进医院里，2015年1月31日凌晨4时许离开。作为遵义会议的记录员，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老人生前热爱生活，喜欢钓鱼，摄影，“钓到大鱼后会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曾江兴说，父亲出生在中国有名的“将军县”江西省兴国县，对故乡感情很深，经常会哼唱江西民歌《十送红军》，为纪念故乡给他取名江兴。老人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从来不搞特殊。

此前在曾美将军百岁寿辰之际，记者曾到其家中采访。当问及百岁愿望时，这位戎马一生的老人用笔在纸上缓缓写下“我希望世界和平”。

据介绍，曾美将军的送别仪式将于（2015年）2月6日在石家庄殡仪馆举行。[1]

曾美选会址

这次会议（遵义会议）的选址者就是后来的开国将军曾美。而这一名字在现在的遵义会议会址一楼住房人员中，参观者也能看到。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时任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八名作战参谋之一的曾美，随中央纵队驻扎遵义老城。

（1935年1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对曾美下了一道命令：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会人员较多，内容十分机密，让他去找一所安全且大一点的宅院。

曾美接受任务后，挎上枪，寻找了起来。当他来到红旗路80号时，见该幢楼房为两层，系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

经打听，曾美得知这是贵州军阀、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房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因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里只有一个看门人。

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见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个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太合适了。”曾美由衷赞道。

当曾美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显得很满意，随即下令总司令部作战科搬进这所公馆。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即在这里工作。随后，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进驻。

会议是从15日起在楼上召开的，接连开了三天。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开会时，曾美和另外七名作战参谋，两人一组轮流在楼下作战室值班，值班过程中，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记录在“阵中日记”上，只有紧急情况才能打扰楼上的领导。

值得让人记住的是，八名作战参谋为曾美、孔石泉，黄鹄显、王辉、吕黎平、罗舜初、黄功发、谢汉初，当时没有配备科长，他们既是总部的作战参谋，又是中央首长的办事人员，肩负双重任务。

会议旧址

会址是幢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是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楼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1955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泽东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纪念邮票(图2)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便是有两种印刷版别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1960年1月25日发行，编号J74，全套3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会址”和第三枚“强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胜利地前进”则采用的是影写版印刷。这是中国第一套有两种印刷版别的邮票。第三枚“强渡金沙江”的图案采用了中国画家张漾兮和庄子曼创作的油画，画面再现了红军战士渡江的战斗场面，显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顽强性格和英勇精神。

《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1985年11月15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邮电部发行“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编号J107，全套2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再现了遵义会议会场。第二枚“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喻示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原画作者：（1）刘向平（2）赵域；设计者：陈晓聪

《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