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关注期盼的，正是两会代表、委员共商共议的。
今年的“两会”已接近尾声，期间，有不少接地气的提案、议案引发了社会热议。
年轻人少送外卖，多去工厂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餐饮外卖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单是快递和外卖的从业人数已突破1700万。某企业家曾表示：“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制造业工资收入相对较低、机械化的生产流水线，再加上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普通工人的需求市场逐渐萎缩。相比之下，送快递、送外卖，多赚钱且“自由无约束”。哪怕是受过相对专业的职业教育培养的年轻人，也不再青睐工厂。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提案表示，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这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他建议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鼓励支持更多年轻人成为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张兴海还表示，近年来，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就业，甚至快递外卖行业“内卷”到有研究生去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五年来，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这不利于制造业健康发展。
“造成这种局面，与制造业收入不高有关。”张兴海说，年轻人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自由，不愿待在工厂里。但这也存在隐忧，送外卖和快递技术含量低，主要“吃青春饭”，以后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或年龄增加，年轻人将面临一系列问题。
张兴海的建议冲上微博热搜并引起了网友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声音：“你钱给够，谁都愿意进工厂”“工资比送外卖高，你看看大家进不进工厂”“工厂不自由，工作时间长，搞不好还有夜班伤身体，工资又低，谁去？”等等。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在提案中指出，传统建筑业对年轻人吸引力在下降，存在“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他建议大力支持建筑机器人及智能施工设备推广应用。
建议“小光棍节”为“中国企业家日”
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疫情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家不敢投资、不敢融资，这影响到企业家信心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以全国人大立法方式，将每年的11月1日，确立为国家层面的“中国企业家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提振信心。
他在提案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功不可没。“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像农民、教师等群体一样，值得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拥有像‘教师节’、‘农民丰收节’那样属于自己的专门节日。广西、吉林、深圳、温州等部分省市已率先以地方立法方式，将11月1日确定为当地的‘企业家日’。”
延长产假，增设男性护理假
产假是专为女性设立的假期，为了保证女性优生优育。按照原来98天的假期算，只有三个月多一周，也就是十月怀胎的最后两个月外加一个月的产褥期假期。但实际上，怀孕后，女性每时每刻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在当代竞争激烈的社会压力下，很多女性因为怀孕耽误了事业，严重的甚至面临失业。所以，很多女性对于怀孕是有恐慌和抗拒的。
全国人大代表孙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产假时间，从目前的98天延长到至少18周，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于非正规就业妇女、城镇和农村未就业妇女等，除了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之外，也应给付一定数额的生育津贴或者生育补助金。
孙伟还建议，参考国际社会关于父亲育儿假制度的经验，研究探索延长配偶护理假为至少3个月，未休的配偶护理假不可转移给女方，配偶护理假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以减轻就业性别歧视，推进平等就业，进一步体现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导向。
这一建议正好与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的提案不谋而合。蒋胜男也表示，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目前的产假实质上默认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这里参考了女性的产褥期是42天，正是非常需要配偶照顾的时期。出于身体恢复和哺乳需要，女性的产假应该高于陪产假。
2021年放开三孩后，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政策进一步延长产假，陪产假也有所增加。目前全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范围大概是128天－190天，主要省市基本上都是158天。而男性陪产假在7-30天，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同样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也建议，对生育妇女的配偶，也就是说男性，他也要陪同生育的妇女，陪同休产假一个月，并且这一个月还应该强制的实施，让男性同胞一起共同承担，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个义务。这个提案，被网友们戏称为：男人也要休产假。
上户口时登记亲子血型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彦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带了一份关于做好新生儿与父母血型登记以及建立DNA数据库的提案。高彦明在提案中介绍，“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增加新生儿和父母的血型，有利于进一步证明亲子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抱错孩子、互换人生及违法上户口等问题发生。”
高彦明还建议，依托“全国查找失踪被拐卖儿童数据库”或“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在公安部门建立新生儿及父母血型和DNA数据库，让新生儿第一时间与父母建立相关的亲子数据，及时为丢失孩子寻找到父母和在根源上杜绝拐卖儿童情况的出现。
对此大部分网友都表示支持，认为虽然现在的新生儿出生时都会有指纹的采集，但血型和DNA数据库也应该同时确认和建立，以减少出错以及降低拐卖儿童犯罪率。网友们还纷纷支招完善提议：比如建议DNA库绑定身份证信息，以及落户时、入学登记时都查看此类信息是否健全，甚至应该一步到位DNA、指纹、血型的建立，这样既能避免抱错孩子、互换人生及违法上户口等问题发生也有益于急救处理和病理分析。
也有不少网友提出另一方面的担忧，那就是基因收集过渡，造成基因数据的泄露。经济学家宋清辉几年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一旦你的个人DNA信息泄露，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你后代的基因也随之暴露于世人面前。可能给个人生活和工作带来风险，甚至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此来看，此担忧倒也不无道理。
关闭直播打赏、堵死“网络水军”
近几年网络的发展很好促进了影视文化的交流，但同时娱乐圈的风气也随之越来越差。而每年的两会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整顿娱乐界风气，让明星和演员成为正能量的偶像，担负起引导未成年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在娱乐圈内传播不良风气。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提案呢。
北京人艺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近几天因为发言频繁引起热议。在谈及饭圈乱象时，他表示饭圈需要舆论引导：我小时候偶像是雷锋、董存瑞，因为主流给我们引导的就是这样。年轻人都会有“追星”心态，怎么样引导年轻人去树立正面的偶像观以及对于艺人的引导规范都非常重要。当谈及演员片酬话题，冯远征表示虽然这个行业有其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一些“横漂”演员只拿着很低的薪水，应该让大部分演员有最低的生活保障。他认为：整顿片酬的同时，也要整顿资本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对于整个演艺圈而言，限制片酬当然是对的，但是限制片酬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考量投资和投资人。
作为娱乐圈内的老前辈巩汉林，虽然已经淡出舞台好几年了，但他依然一直关注着圈内的事。
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明星收入上亿还偷税漏税，某足球队收入千万进不了球，完全给中国人丢脸。针对此现象，巩汉林呼吁，国家应该对劳动模范表彰制度进行改革，“这种奖励要让全社会羡慕，让全国人民感到欣慰”，同时要让大家看到模范是有价值的。
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上的乱象越来越多，在娱乐圈尤其明显，针对此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东方卫视主持人、上海市消保委委员曹可凡在两会上建议：拒绝邪教式追星，要多管齐下强治理，堵死“网络水军”的生存空间，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不只是娱乐圈的两会代表关注娱乐圈乱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在一份有关共同富裕的提案中同样建议，要有效调节如流量明星、直播网红等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调整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如控制证券、基金行业的过高收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稳妥提升农民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李君建在“两会”上，就广大网民极为关注并强烈呼吁治理网络直播乱象做了说明：“网络直播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部分网红蹭流量无底线、网络行乞、数据造假、内容低俗等，令人堪忧。网络直播随意性强，收益高且违法成本较低，即时性的直播很难实施监管。同时直播打赏还容易让未成年人误入歧途，让他们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提议对直播平台的直播打赏的抽成比例和打赏额度要进行严格控制，严禁高额打赏，并逐步推动关闭直播打赏。几乎所有发表评论的网友，都一致的支持和赞成此提议。
安乐死合法化引争议：比起死亡，他们更怕活着！
安乐死是否应合法化一直都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此举对生命缺乏尊重，也有人认为这是病人的权利。近年来，不断有人大代表呼吁为安乐死立法。而在今年的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刘贵芳认为：生是人的权利，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
刘贵芳解释，选择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癌症晚期等不治之症的患者：“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让他们临终前有一个安详的状态，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安乐死，主动结束痛苦，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其实，早在1988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和儿科专业泰斗胡亚美就提出了关于安乐死的议案，很可惜没有通过。34年来，数百位人大代表相继提交“安乐死合法化”相关提案，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相关立法并没有推行。安乐死一直是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目前仅在少数国家合法。在中国，安乐死属于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在我国，给患者实施安乐死属于违法行为。
卫健委也曾经公开答复过大众对呼吁安乐死立法，表明的态度，卫健委认为安乐死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尊严死，减轻家庭负担，但是在国内实施还有很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