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古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创造者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
这在古籍上多次提到，在汉代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中说：
“昔者仓颉作书”。
尔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说：
“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是也。”
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更明确地写道：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书”是书写， “契”是契刻，均指文字而言。这就是说，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受到启迪，才发明和创造了文字。
由于刘安、司马迁、许慎等人都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的著作有极大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特别是许慎，又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字的专家，所以书中的一些话常为后人所信。这样，影响所及， “仓颉发明和创造文字”之说就渐渐地传开了，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人们一提到文字，总是会想起仓颉来的。
可以说，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仓颉成了我国文字的始祖。为了纪念他，据说奴隶社会就有人在他创造文字的陕西省长安县昌里村为他造了“仓颉造字台”，清代嘉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还亲书这五个字立石碑道旁。
还有一些学堂，往往设有他的牌位，初入学的学生，入学时，先要对着牌位磕头，然后才启蒙识字。现在社会自然不用这一套了，但仓颉与文字的关系，却并未到此中断。现代一些记录文中虽然没有肯定他是文字的发明和创始人，可是根据《荀子·解蔽》篇所说：
“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
的无根无由的话，还是作了“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的释义，仍旧把仓颉和文字拉上了关系。
除了仓颉外，还有传说中的神农氏作穗书，黄帝作云书，祝诵作古文，少吴作鸾风书，曹阳氏作蝌蚪文，曹辛氏作仙人书，帝尧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等等，不一而足，也全是说的文字的创造。
上面说的一些人，均为上古时期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虽然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但毕竟不能与历史等同起来看，因为历史上有无这些人，一直是在争论不休的，信者说其有，不信者说其无，尤其是仓颉，人们考证、研究了二千多年，也仍然是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唯其如此，这些人与文字的创造究有多少关系，人们也就只能抱多自阙疑的态度了。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上每一进步的变动，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文字从无到有也绝不会例外。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就已经指出来了：
“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
这就是说，文字非一时所创，而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并且得到人类的公认以后才形成的，完全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绝对不可能靠一人或几人就能创造而成的。
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字，主要是进行生产时必须交流思想。起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语言。但是语言本身有很大的缺陷，它无法保存，不能传得久远。为了克服这个缺陷，远古人曾经想过各种方法，如刻木，结绳等。所谓刻木，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记号；所谓结绳，就是在绳上打结子，以此留下语言的印记，向其他人传达他的思想。但这不过是最初的语言符号，区限性很大。所以，它终究不能长期地流传下来。
《易经·系辞》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可见文字是在继结绳而后出现的。
那么，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很难回答清楚。
现在我们只知道，曾有人根据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研究，发现了在这些陶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笔划简单，形体规则，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稍晚于此，在山东章丘县出土的黑陶上，也发现有刻划符号，但为数不多，距今约四千来年。这些刻划符号，有人推断可能就是中国最早期的原始文字，可惜人们无法辨识，有人虽然作过某些猜测，但意义至今也不为人所知。唯其如此，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些刻划不过是生产者刻上去的一种记号而已，与文字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使人不解的是，刻划符号既然不是文字，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与现存的三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竟有明显的类同之处呢?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怀疑：中国文字有否可能多先是从刻划来的?或者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有否可能最早属于同一系统?
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有的人则持否定的态度。这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并加以讨沦。但是，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来考察，刻划符号没有成为中国文字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象夏夜天空的彗星，带着耀眼的亮光一掠而过，最终成为人们所追念的东西。
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甲骨文。
所谓甲骨，甲即龟甲，骨即兽骨，刻在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
商代是一个奴隶社会，奴隶主非常迷信，他们相信天命，每逢祭祀、征战、田猎、风雨晦冥、疾痛、年景的丰欠、时日的吉凶、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占卜以请命“上天”，并将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当作档案一样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验。这样，甲骨文就随着人世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而流落到了地下。
在甲骨文发现前，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一向是不甚清楚和明确的，自甲骨文发现后，才有了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实物资料，因此，甲骨文的发现实为中国文字史上一件大事，既值得大书特书，又有必要作认真细致的科学研究。
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如上面所沈，其中有一些字和刻划符号有相类似的地方，但是，甲骨文中大量的、也是基本的字形与刻划符号有别，而与画则相差无几，与实物的形体也很相似。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列过一些例子。从总的来看，甲骨文与刻划符号似非同出一源，是有它的形同于画的独立体系的，且后来文字学家研究证明：中国文字正是由这种体系所构成。
当然，画不等于文字，从画到文字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开初人们画得很仔细，线条繁多，这便于别人一看就懂，当然这要花过多的时间，会影响生产。考虑到这个原因，再加后来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熟悉了，画的线条渐渐地由繁趋简，最后经过整理和多头试用，又有约定俗成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于是便从画中分离出来，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形成定形(相对来说)的文字。
这种文字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学者有过不少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仍要追溯到半坡遗址的陶器，在这些器物上，除了刻划符号外，尚有笔触颇为精巧的画，如人形、人面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等。这些画就是后来文字学家所说的“象形文字”。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在当时是有象形文字的，不过就这些画的部位而言，只是一种花纹，而还不是文字。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有待于文字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屡见，它是从画脱胎而来的。除了象形的以外，尚有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与“象形”一起构成文字的六条原则。这些原则的构成，说明文字不是在商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字发展到商代才有的结果。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字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就已存在了。
不过，有人认为，早于商代的文字，近年也有所发现，如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掘到的一些兽骨、兽牙、骨笄，上面刀刻的笔划就是文字。经测定，此种文字距今已有四千五百至五千多年的历史，比甲骨文早一千二百到一千八百年左右。遗憾的是，作为文字，由于这些笔划和上面讲到的半坡遗址陶器上和章丘县的黑陶上的刻划符号一样不能辨识，所以，这些刀刻的笔划是否为文字，文字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撇开这项发现不谈，又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最古的文字，就目前能见到的来说，不是甲骨文，而应为金文，也就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称铜为金)。学者指出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一些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中原地区已不象人们常说的还处于石器时代，那时候青铜的冶炼技术已经普及，那时留下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铸有的文字才是迄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
从对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比较可以看出，甲骨文要比金文先进得多。许多金文如鹿如象，仅仅是具有和文字相关线索的写实图形，而甲骨却已是经过抽象化的、带有一定表意作用的字符，虽然这为中国文字研究提供了新说。但是，此说的根据是否立足，理由能否成立，这不仅要对历年来从地下掘得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作认真的考证、研究，也有待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作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