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外交”的意思就是皇帝、军阀将自己的子女、妻子等亲近家属送到国外，主要是敌对国家，在战略上形成外交妥协。
人质外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外交策略，起源于春秋时期。一般多见于小国表示对大国的臣服，从此外交上处处受制于敌国。春秋初年，郑伯为周平王卿士，周平王欲委权于虢公，郑伯怨王，因此周郑交质，“质子”之事，大概由此发端。
到了两汉时期，“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十分普遍，质子制度就成为两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不光中国，在古代日本与外国的外交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国家最擅长的就是搞“人质威胁”。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爆发的第一次战争，其诱因就是一位被日本扣押的朝鲜人质。
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形势相当复杂，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其中，唐朝支持新罗的主权，日本人则站在百济一方。为了把持百济国的军国大政，日本人扣押了该国的王子扶余丰。公元660年，唐朝与新罗国的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了百济国半境，并俘虏了当时的百济王。百济遗臣跑到日本求助，日本放还了继承人扶余丰，重新接管了百济政权。不过仅三年后，唐军便将百济灭国。
从这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日本人再未染指朝鲜，直至九世纪丰臣秀吉时期，刚刚完成了统一的日本人再次重燃侵略朝鲜半岛的野心。丰臣秀吉亦保留了祖宗的传统，相当精通“人质外交”。在羽柴秀吉（丰臣秀吉）平定日本期间，为了笼络到势力强大的德川家康，丰臣秀吉不但将妹妹嫁给家康，还主动将已年过七旬的老娘送往德川家。靠主动派遣人质的方式，秀吉总算是笼络了德川家康。
万历年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控制朝鲜，日本抓住了两名李朝的人质，分别为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加藤清正的侵略军打到了朝鲜北方的咸镜道并攻占了战略要地会宁，并意外地抓到了临海君和顺和君二人。
作为丰臣秀吉麾下最受信任的爱将，加藤清正理所应当地深谙主公“人质威胁”之道。在俘虏了朝鲜王子之后，加藤清正便准备充分利用此二人的政治身份。加藤清正妥善安置了临海君和顺和君，并好吃好喝地招待两名朝鲜王子，打算用这二人的影响力迫使李朝归降。
然而，加藤清正根本没意识到朝鲜人压根不吃这一套，临海君和顺和君二人非但不能成为制衡朝鲜李朝的筹码，反而加剧了朝鲜人民的抵抗情绪，使朝鲜军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更加激烈了。在临海君和顺和君被俘之后，他们被软禁在加藤清正部超过一年，直至明朝与日本进行和谈之后才被加藤清正放还。
为什么日本人一贯熟悉的“人质外交”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呢？
这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奇货可居的临海君和顺和君，在朝鲜李朝内部的名声非常恶劣，尤其是宣祖的大儿子临海君。按理说，作为嫡长子的他理应被立为世子，享有继承权。然而，临海君年轻的时候相当顽劣，不但将官婢掳为禁脔，还做出强占私地这档不法之举。
因为临海君仗势欺人作恶多端，因此他在朝廷和民间的声望比较低，亦失去了世子之位。另一位被日本人俘虏的王子人质顺和君也是个顽劣不堪之人，向来不得民心。所以这两名王子被抓走之后，根本无法成为筹码。
在顺和君与临海君被俘的时候，朝鲜王立即在群臣的建议下立光海君为储君，所以根本无需理会日本人的威胁。日本人将两名人质送还，反倒对朝鲜政局造成了些许影响。不过光海君上位后没多久，便将归来的临海君杀掉了。
就因为这层关系，日本人满以为可以靠临海君和顺和君两名“关键”的政治人物制衡朝鲜，浑然没想到他们竟打错了算盘。就像是发生在明中期的“土木堡之变”一样，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两名王子并不能带来外交价值，所以日本人本着“损人不利己”的心态将两名王子放还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与明朝完成和谈之后，丰臣秀吉迫不得已将两名王子送回朝鲜。不过，日本放还人质的目的并不单纯。
丰臣秀吉派遣使者与明朝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曾开出了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在放还临海君和顺和君之后，朝鲜要另派一名人质前往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人并未因为两名人质王子没有利用价值而放弃“人质外交”，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换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质罢了。
从这起历史事件中我们也能直接看出，“人质外交”已深入日本人的骨髓。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也能看到，日本人亦经常使用这种为人不齿的外交套路，企图通过扣押人质这种妄念来达成某种外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