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登科录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士大夫的使命：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