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
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分享一位民进前辈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始于师生之谊，携手经历时代风雨，将平淡真挚的生活过成了一首诗。
他们就是郑振铎和妻子高君箴。
郑振铎和妻字高君箴。
郑振铎（1898年—1958年）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
1919五四运动时，郑振铎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会领袖。他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又与沈雁冰（茅盾）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处在人生辉煌时期的郑振铎，也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心中开始孕育着自己的爱情。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余，郑振铎还到商务馆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去兼课。在这里，他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神州女中的学生里，有一个叫高君箴的学生，巧的是她的父亲竟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而且还同自己是福建老乡，就这样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郑振铎在其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他的学生高君箴译述的一篇童话《怪戒指》。高君箴非常兴奋地对郑振铎说，今后还想继续投稿。郑振铎之前经历过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失恋，这时他虽有意“师生恋”，但变得内心志忑，格外谨慎。
商务馆的郑心南也是郑振铎的福建同乡，郑振铎便请他去高梦旦那里探探底细。高梦旦听了郑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其实高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的人品和才华。高梦旦很快把女儿叫来，问问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1923年4月，高梦旦让女儿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旅游，以加深两人的了解。回到上海，这桩亲事算是订下来了。但是，此事却遭到高氏族人们的反对，他们纷纷指责高梦旦，理由就是“门第”太悬殊。原来，高、郑两家虽是长乐同乡，但高家世代为宦，家财豪富，而郑家先祖门第卑微，郑振铎不过是个穷书生而已。然而，高梦旦却选定了这个乘龙佳婿，他力排众议，对族人们说：“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钱！”
1923年的秋天来到了。在这秋色宜人的季节，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也成熟了，这年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
郑振铎和高君箴的结婚照
关于这场婚礼，有个有趣的插曲：在举行婚礼的前夕，万事皆备，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上是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主婚人及新娘新郎的印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于是他立即请人送信给好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请他赶紧代刻一个。孰知瞿秋白的回书竟是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也就是通常俗称的价目表。“润格”上标明：刻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期取件则加倍收费。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云云……郑振铎看后，不觉一笑，以为瞿秋白说话幽默，也许事忙，是推脱之意。
瞿秋白
次日一早，瞿秋白却派人送来了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知道瞿秋白经济并不宽裕，正说着“何必送这么重的礼！”哪知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三枚精致的石刻印章。
一枚是母亲的，另两枚则是新郎和新娘的，边款一刻“长”字，一刻“乐”字，合起来正好是“长乐”，这真是语意双关。茅盾很感兴趣地算了一下，这几枚印章刻工，加上加倍的“润格”，恰好是五十元。原来是瞿秋白跟郑振铎开了个大玩笑，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两位新人本打算在婚书上签字的，于是改用了图章。
下午，举行结婚仪式，高朋满座，宾客云集。瞿秋白也赶来贺喜，并在婚礼上作了精彩的演说，题名“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大谈其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引得满堂宾客，有的瞠目结舌，有的鼓掌欢呼。这些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当时的上海，己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叶圣陶在婚礼上则称赞郑振铎与高君箴是两个富有童心的“大孩子”。
婚后，高君箴成了郑振铎的好帮手。不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着重介绍汉代到清代320多位著名文学家，高君箴则大力协助、提供资料。此后，在郑振铎撰写《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论著时，她都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从而使这些著作得以早日问世。1924年12月，高君箴和郑振铎合译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在序言中热情称赞了他俩献身于儿童文学的精神。
郑振铎一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高梦旦，要郑振铎赶紧出国避难。
这年5月，郑振铎离妻别子，远赴英法等国。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在连白天也得开着灯的灰蒙蒙的雾伦敦，郑振铎还不断地译书稿。
《欧行日记》
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直至年底第12期止，共26篇。1929年3月，以《恋爱的故事》为书名出版时，扉页上印着：“本书献给我的妻，君箴，她是我的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本书是在怀念她的情怀里写成的。”仅此数语，足见他对妻子的爱恋之深。
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同整个民族一起在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郑振铎与夫人高君箴、女儿郑小箴、儿子郑尓康，中间老人为郑振铎母亲郭宝娟。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走上了中国文物工作的领导岗位，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高君箴也先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供职。
1958年10月17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了封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斯人已逝，天地悠悠。
郑振铎当年给爱妻高君箴的情诗如是写道：
我每朵春花都爱和暖的日光么？
——是的。
每棵绿草都爱蒙蒙的细雨么？
——是的。
每条游鱼都爱粼粼的碧波么？
——是的。
那么，我呢，我的爱——？
你给了我光，给了我水，给了我生命之源，
——我怎能不爱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