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交子至今未有实物，这是“北宋人物仓库图印钞铜版”的拓片）
众所周知，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代，比西方国家早了600多年。作为宋代盛极一时的货币，交子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一大杰出发明，它的发明大大便利了地区性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商品流通。在被政府垄断以后，交子这种纸币还有缓解朝廷财政危机、临时筹措军费的政治功能，因此交子在宋代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交子这种划时代的产物是如何诞生的呢？又有着怎样的流通历史呢？
【交子的历史渊源】
据传说，纸币是上古时期的黄帝发明的，黄帝是人文初祖，传说他发明了房屋、衣裳、车船、音乐等，古人崇拜黄帝，将许多发明归结在他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传说不足为信，实际上，纸币的产生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有着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纸币是社会经济制度与时代机遇碰撞的产物。
西周时，民间有一种“里布”充当交易的媒介，顾名思义，在布上写上年月、钱数、地址，并加盖发行人印书，持有人便可用以购买货物，而且还能转让流通。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又出现了一种“牛皮币”，用一张写有买卖双方姓名的牛皮作为支付工具，持有人可以随时向对方兑换一头公牛。西汉时期，汉武帝下旨采用皇家苑圃的白鹿制成长宽各一尺的“白鹿皮币”，每件值40万钱，规定诸侯朝见必须购买“白鹿皮币”衬垫玉璧，这实际是汉武帝因国库空虚而想出的办法，实际上它并不具有流通意义。
（疆域辽阔的唐代长途大宗贸易发达）
唐代社会经济有了很多发展，长途大宗贸易十分发达。当时的长安城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茶叶贸易商人都聚集在此，商人出售货物后发现随身难以携带大量铜钱，将所获收益运回本道也得耗费大量时间。于是，唐宪宗时期出现了名为“飞钱”的异地兑汇信用凭证，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时商贾至京师, 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 以轻装趋四方, 合券乃取之, 号‘飞钱’。”也就是说，在京城的各地富商将钱寄放在诸道（唐代行政区划）驻京的进奏院、各军、各使或富商家属那里，进奏院开出一张票券，半张给商人，半张寄回当地，只需携带半张票券前往各地经商，在指点兑换地点将票券合二为一，便可取出现钱。
“飞钱”的出现便利了商人经商所得铜钱的运输，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具有商业信用的兑换凭证。宋代的交子、会子直接滥觞于飞钱，《宋史·食货志》就有如下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虽然“飞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是它的出现流行培育了社会的信用心理，是宋代纸币的雏形，为社会接受纸币这种具有信用的价值符号作了充分准备。
【交子的产生与发展】
唐代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其中“益”指的是益州，其治所在成都，唐代四川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宋代继承了晚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更是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城中各地“市人买卖于其间”，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农村的草市也迅速发展起来，四川地区依靠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基础，成为了全国性的商业都会，商业经济十分活跃，北宋熙宁十年成都的商税额排到了全国第三，由此可见一斑。商业的活跃促使商业和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总量也要求急剧增加，因此四川同样出现了“钱荒”现象。
（《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太祖赵匡胤灭掉盘踞在四川的后蜀政权后，将当地的铜钱全都集中解送京师以缓解中原的货币短缺问题，又因为四川本身不是产铜地，铜钱在四川就基本消失了。于是，宋太祖下令四川地区只能使用铁钱，并禁止其他地区向四川流通铜钱。可是，铁钱本身价值低廉，购买力十分低下，而且铁钱尤为笨重，携带十分不便。据南宋人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铁钱一贯重达十二斤，街市小买卖都能用到三到五贯钱，价低体重的铁钱给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交子应运而生、应时而出。
（宋代铁钱）
“蜀民以铁钱重, 私为券, 谓之交子, 以便贸易。”最初的交子产生于何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只知道它是由民间一些小商家私自发行的，没有统一的形制，面额是临时填写的，交子持有者可以到发行商户兑换铁钱，商人从此不必随身携带铁钱，起到了汇票或支票的作用。因交子是用楮树皮造的绵纸制成的，它又被称为“楮币”。由于发行交子的商户资本不足，加之有一些不法商人挪用资金，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这便是私交子的自由发行阶段。
为了解决交子私自发行的弊端，宋朝官府开始出手整顿交子市场。据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也就是经过官府批准的成都十六户富商联合设立交子铺。《宋朝事实》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记载：“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分为利。”这便是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私交子的阶段，此时的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纸上印有屋木人物，还有铺户“密押”，拥有统一的形制，面额仍然是临时填写，除成都外各地还开设分铺。
交子市场的规范化很好地促进了蜀地经济的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十六户富商私自挪用交子铺的资金用以购买房产、珠宝、田地等，交子铺无法兑换现钱，人们在官府闹起了“诈伪”、“争讼”，引发了交子的信用危机。官府不堪其扰，简单粗暴地下令关闭交子铺，停用交子，“并下令益州今后更不得似前日置交子铺”，私交子的时代结束。
“禁行交子”后蜀地的经济很快萧条，转运使张若谷和知州薛田意识到了交子的重要性，于是向皇帝上书“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宋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设立益州交子务，垄断交子经营，第二年以现钱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发行了125万6340贯交子。这便是官交子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私交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汇票、支票的兑换功能相类似，而官交子一是有国家经济做后盾；二是政府公文赋予它法定货币的地位，这才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从此诞生。
（南宋会子）
官交子也以楮纸为原料，有了规定面额，但形制上仿私交子。宋朝政府鉴于私交子的弊端，规定了所谓的“钞法”：一是严格限制官交子的发行量，北宋政府直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以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125万6340贯为发行额度限制；二是发行前需有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目的是为了保证政府信用；三是官交子有一定的流通时限，官交子分界发行，以三年为一届，界满换新，需30文“贯头钱”；四是官交子的使用有地域限制，最初规定仅在四川流通，后来尝试推广到陕西等地，最终失败。
“钞法”中的这些规定无疑是正确的，说明北宋政府意识到了纸币的本质，倘若不谨慎发行，定会导致货币体系崩溃，这实在是中国人在金融领域的一大创新，有了这些规定，官交子才得以成为能够持续发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交子的衰落】
倘若北宋政府能够一直遵循早期明文规定的“钞法”，严格发行官交子，纸币就能一直持续下去，更好地服务商业发展。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明代人有过这样一句话，“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后来北宋朝廷逐渐将发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筹措军费的手段，逐渐突破“钞法”规定的额度，超发滥发十分严重。
（宋仁宗）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北宋与西夏交战，边境秦州兵马粮草军事不足，于是朝廷向益州借支几十万交子，这是发行交子第一次不设本金，也是第一次在四川以外流通，最终导致“散在民间，为弊至深。”此后，英宗朝也因西夏战事多次向益州支取不设本金的交子，这对交子的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宋神宗熙宁年间因财政紧张，出现了增发交子的现象。
宋哲宗时期，滥发纸币成了军费主要来源，《宋史》记载：“绍圣以后，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到了宋徽宗时期，北宋皇室奢靡、政治腐败，滥发交子甚至成了政府敛财的一种手段，交子出现大幅度贬值，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交子一文不值，大观三年（1109）交子彻底不被民间认可，政府被迫废除交子，改设“钱引”。
【国史君的总结】
交子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一大创新，是值得赞誉的。它与宋代之前的里布、白鹿皮币、飞钱等经济发明颇有历史渊源，是宋代活跃的商品经济与时代机遇相结合的产物。纸币节省了货币成本又便于流通，促进了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纸币的不利影响实在很大，以宋代为例子，政府垄断交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商业，而是赋予纸币很多政治功能，利用滥发纸币解决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充实皇帝内库、官员敛财等，这种不遵循经济规律的发行纸币最终导致了交子的衰落。这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而纸币就像是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封建文明下的一个“早产儿”，实在令人可惜。